导语
SWIFT从成立之初的中立机构转变为美国金融霸权的工具，各国为绕开美国的“长臂管辖”自建或联合建立资金清算体系。在中国CIPS和第三方支付市场齐头并进发展的势头下，金融科技将成为我国跨境支付结算的强大引擎。
SWIFT发展：从中立到美国霸权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已经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11000家重要的金融机构。从机构属性来看，SWIFT是一家非官方的协会组织，它登记注册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名义上是一家“欧盟公司”。
在SWIFT成立以前，电传（TELEX）是跨境支付的唯一方式，但这种方式效率低下且极易发生错误。因此，美国的花旗银行率先开发了一个名为MARTI的专有信息标准，并希望其能成为国际金融交易中独特的内部信息传递标准，但这一想法遭到了欧洲银行业的强烈反对。1973年，在法国和荷兰银行的主导下，SWIFT应运而生。可见，SWIFT设立之初是不受美国影响的中立国际组织。
但是，这一中立止步于“9·11恐怖袭击事件”。美国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启动了恐怖分子财务追踪计划（ Terrorist Finance Tracking Program，TFTP），授权美国财政部追踪恐怖分子的海外资金流动，并为此与SWIFT进行了谈判。当时来自美国的SWIFT首席执行官Lenny Schrank负责与美国财政部的谈判，双方同意就反恐开展一系列合作，并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从2001年10月底开始，美国财政部逐月向SWIFT提请与疑似恐怖主义有关的“有限制”数据的要求，也就获得了追踪境外资金流动的能力。之后SWIFT迫于舆论压力曾启动多轮监管，也要求美国尽可能缩小使用的数据量。即便如此，201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将美国对SWIFT数据实时监控的事实公之于众，全球为之哗然。
事实上，2011年美国财政部就开始将“异常”银行列入黑名单了。一旦某家银行被列入美国财政部的黑名单,通过SWIFT全球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将被迫中止与该银行的资金往来。如2012年美国就曾切断了伊朗金融机构与SWIFT的连接，2017年又将朝鲜从SWIFT中除名，古巴、叙利亚、利比亚等“涉恐国家”均受到过SWIFT的制裁。这么一来，难免让人质疑，是不是对美国产生威胁的国家均难逃“长臂管辖”？
为此，各个国家陆续成立自己能直接主导的资金清算体系，包括俄罗斯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截至2019年上半年，加入该系统的俄罗斯银行共有312家），德国、法国和英国三国出资设立的贸易互换支持工具INSTEX（Instrument for Supporting Trade Exchanges），于2020年3月31日完成首笔交易。但SWIFT作为收付电讯系统，仍然扮演了核心作用。
而我国于2012 年4月，由中国人民银行决定组织开发独立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CIPS), 截至 2019 年 8 月底，已有 31 家直接参与者，861 家间接参与者。但在表现数据上（见图1），根据SWIFT每月发布的人民币追踪报告整理统计，2014—2020年，仅在2015年8月，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份额位列第4，占比为2.79%；6年间，其余均排在第5或第6名，甚至因为贸易额的降低会下滑至第7名。2020年10月，SWIFT发布数据显示人民币占全球支付货币的份额仅为1.97%，位列第5。这说明CIPS系统的影响力目前依旧有限。
人民币跨境结算迎来最佳时机
毋庸置疑的是，贸易往来驱动了收付清算，而实现我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第一步无疑要进行更为广泛的货币互换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公开数据，201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迅速增长达4.14万亿美元；2018年，中国出口贸易总额环比增长率达到9.9%，为历史最高位，进出口贸易总额为4.62万亿美元。2018年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达到了9万亿元人民币，环比增长率为15.3%，2019年甚至突破了1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而在跨境电商的进出口交易的构成中，出口交易规模始终是进口交易规模的数倍。
在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持续下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2020年第一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交易额呈现负增长（-4.9%），第二季度略有回升，但仍低于同期水平；服务贸易则在2020年发生了断崖式下滑，第一、二季度分别下跌11.4%、19.9%，主要是因为跨境旅游业受到疫情的重创。但疫情却促进了跨境出口电商规模的蓬勃发展。在隔离期间，线上消费大规模替代了线下消费。同时，线上消费重点依赖移动支付，于是也急速催化了移动支付的渗透进程，线上支付类用户突破了7亿人，为跨境支付业务奠定了巨大的用户基础。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统计，2020年仅出口电商交易规模就达10万亿元人民币，年增长率为26%。
这一系列数据都表明，中国已满足了货币国际化的一大重要前提——贸易参与。贸易参与包含了贸易收付和计价货币两方面。货币的贸易收付规模是实现计价货币的基础，而计价货币功能的实现可以促进人民币在各国贸易收付领域的广泛应用，两者相互作用。
在全球疫情继续重创各国经济之时，我国将在全球贸易中崛起，进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度。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下，我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东亚、东南亚成为了第一大贸易地区。而“一带一路”中的另一条线路——非洲对人民币的支付量较3年前的增幅则高达123.01%，而同期对其他所有货币的支付量仅增加27.76%。此前，以上两个区域均属于对美元高度依赖的新兴市场，而在与我国贸易合作日益增强的过程中，人民币成为了另一个有效的贸易、金融服务、交易、投资货币。由于我国第三方支付发展全球领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有机会享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品质的支付与金融服务。包括我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据全球2/3人口和超过40%的GDP，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力量。
启用金融科技，绕开SWIFT
伴随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规模稳步增长，与之相连的跨境支付需求与日俱增。在跨境支付领域，传统的结算方式主要依赖银行进行跨境结算，或是依赖第三方支付公司。目前，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复的试点机构为30家，但依旧需要参与的银行通过SWIFT完成资金的跨境清算。即使我们能够将现有外币结算替换为人民币结算，但结算所使用的CIPS依然与SWIFT相连，受到SWIFT信息辖制的隐患依然存在。而且在金融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SWIFT完成一笔跨境转账汇款需要3个工作日，可见它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效率低下的支付系统了。同时，SWIFT在运行时长、应用场景方面亦相当有限。
因为自建直接主导的资金清算体系不仅会耗费相当大的成本，也确实有可能分散主导权。传统运营模式投入大、操作难度高，强迫我们考虑主导多元化和高效率的平衡。金融科技可以高度优化这个任务，降低成本，甚至民营化。
一方面，我们将眼光投向在金融科技场景下运用更为广泛的第三方支付市场。企业化的运作方式不仅更高效，更是免去了兴建复杂清算系统的成本。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央行对于CIPS的搭建和第三方支付公司进入跨境支付领域的政策几乎是同步的，而政策环境处于不断试点和逐渐宽松的进程中。在疫情期间，国家外汇管理局甚至接连发布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优化外汇管理支持涉外业务发展的通知》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支持贸易新业态发展的通知》，主要倡导各机构拓宽贸易新业态的结算渠道、为跨境电商出口业务提供更为便捷的资金结算，优化小额高频的收支申报结算流程；不仅便利企业办理外汇业务，也放开了个人对外贸易的结算规则。
这对于不断创新的第三方支付市场无疑是重大利好消息。就目前第三方支付行业广为使用的人民币清算通道而言，第三方支付机构有能力做到绕开SWIFT将支付信息直接输送给海外参与行及客户，资金流可通过CIPS清算，克服与SWIFT相连的弊端，摆脱了挟制，也可以实现资金更为及时的到账。但由于CIPS为“5天×24小时+4小时”运行，并不能满足支付机构实时清算的需求；并且由于任何机构单独管理交易支付信息，故其被篡改的可能性极高，不利于国际反洗钱等风险管理要求。对此，区块链技术的新型支付方式可以解决现有痛点，更利于跨境支付体系的完善。
区块链技术最大的特征就是具有透明共享的分布式数据库，记录的不可逆性确保了交易数据的真实可信，先进的加密措施保证了数据的安全。首先，运用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境内外的金融参与机构间传递数据和传递资金的功能。如境内外均设立人民币交易资金池，同步记录交易数据和资金信息，即完成了资金跨境。其次，区块链技术存在高度透明的匿名性，既能提供资金交易所必需的身份证明，又能在共享数据时对身份字符化，确保隐私保护和防范信息窃取。最后，针对传统支付方式在反洗钱领域的乏力，区块链技术分布式账本的数字特性意味着在区块链上交易可以被关联到计算逻辑、更易于编译与解析。因此，参与方可以设置自动触发节点之间交易的算法和规则，即“智能合约”，以此来设定反洗钱识别模型。
另一方面， 我国央行数字货币与支付系统作为一项重要的金融创新，将大力赋能支付能力、跨境清算与人民币国际化。它能为全球主要货币市场的创新铺路，更成为G20以及诸多国家央行的典范。央行数字货币系统能大幅降低货币使用成本、提高清算效率和安全性，而中国人民银行已表态数字货币将完全取代纸钞M0。正如英国央行指出，当数字货币达GDP总量的30%，同时将带来3%的GDP增长。此外，有别于第三方支付平台，央行数字货币的匿名特性能保证用户无需任何银行账户就能通过电子钱包直接做支付和转账，也就是说中国出口商无需开设异国当地金融账户，而这将降低跨国贸易难度，打通新兴市场。与区块链的智能化属性类似，央行数字货币也属于智能系统，能溯源核实各方面交易明细与交易方信息，追踪监控并做好反洗钱等监管功能，甚至做针对性的融资、补贴、信贷等金融服务。这将给贸易伙伴带来大幅提升的效率和更多的赋能价值（如供应链金融服务），进一步加强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话语权。
跨境收付的现状与挑战有历史渊源，也关系到全球政治与主权，而金融创新将带来全新的可能，形成未来的新货币平衡点。中国在金融科技、第三方支付、央行数字货币的创新优势可带来较大的竞争力，改写全球货币格局。
来源：复旦金融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