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16日，清华五道口“碳中和经济”论坛在清华大学主楼召开。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苏世民书院和中国经济出版社联合主办，主题为“全球碳中和与能源变革”。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型能源企业和金融集团等国内外专家齐聚一堂，共商低碳转型发展路径。
图为论坛现场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鞠建东出席论坛并作主题演讲。鞠建东指出，碳中和需要通过科技、经济、金融等手段共同实现。从金融的层面来说，要关注碳市场和碳税这两个重点议题。
图为鞠建东
鞠建东把实现碳中和总结为三个结构性的转变：科技实现+经济实现+金融实现。科技实现是最直观的要求，现在绝大多数的讨论就是科技实现，比如光伏技术、氢能技术等。碳中和的主要技术路径思路就是从终端用能的再电气化、到前端电力生产的零碳（低碳）化，再到多余排放的负碳抵消。此外，不仅需要科技实现，还需要经济实现和金融实现。宏观层面的经济实现，意味着在供给方从高碳生产（资源依赖）到低碳生产（技术依赖）、需求方从高碳产品与服务向低碳产品与服务转换时，替代的低碳技术与消费方式的市场价格是大于等于成本的，否则在经济上根本无法实现。另外是微观层面的金融实现，金融支持需要贯穿科技实现的全过程，实现从技术研发与孵化、商业化、生产过程、全产业链管理的全过程覆盖。技术的研发与孵化需要用绿色低碳创投基金等资金去支持，技术商业化需要用绿色债券、投资、贷款等优于市场成本的资金去支持，生产过程需要充分利用碳市场、碳配额获益等金融手段支持，全产业链过程，包括材料和配件的供应、生产、销售和使用过程，也需要配套的绿色金融支持方案。
金融实现去支撑科技实现，金融工具至关重要，鞠建东着重分析了碳市场和碳税。他认为，仅仅依靠碳市场支撑实现碳中和是很难做到的。我国碳市场从2013年起八省市地方试点，到2021年7月全国碳市场开始运行，现在仍处于不成熟的状态。目前，我国碳配额是免费发放的，配额规模40亿吨，超过欧盟的20亿吨，碳配额发放方式选择免费发放还是竞价拍卖，哪种更有利于资源配置值得进一步探讨。现阶段中国碳市场仅为现货交易，没有期货、期权、远期、互换等有效的价格发现工具，缺乏金融机构的广泛参与，而欧盟碳市场金融产品丰富，期货交易活跃。从流动性来看，我国碳市场流动性很低，中国碳市场换手率大约5%,而欧盟是400%,是中国的80倍。从碳价来看，中国碳价约50元人民币每吨，而欧盟50欧元每吨，大约是中国的7.6倍。因此，碳市场的发展与完善还需要在立法（减排总量、配额发放方法）、量化、定价等多个方面有长足的进步。此外，参考国内其他要素市场的发展状态，如资本市场、期货市场、知识产权市场、甚至是足球市场，发展过程都并非一帆风顺。碳市场作为一个全新的、定义了权限的市场，发展将存在诸多困难。所以，建立一个完善的碳市场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很可能像其他要素市场一样做了很多年还未搞好，我认为靠碳市场支撑去实现2060年碳中和是非常困难的。
碳市场做不到，还有其他行政的做法，比如拉闸断电、直接给煤炭企业抽贷，这种行政做法对企业和经济伤害很大。另外一种在国际上比较普遍和成熟的做法是碳税。碳税主要是指对碳排放征税。对每吨碳排放征税，是环境政策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不同产品税率会不同，如每升汽油碳税2.9美分，每立方米天然气碳税2.3美分。从全球范围来看，发达国家中的加拿大、欧盟、澳大利亚已经实施碳税，日本已对石油、煤、天然气征税，新加坡已经实施，印度和南非计划2022年实施。美国多次提出但尚未实施碳税，英国、中国尚未实施碳税。
鞠建东指出，实施的碳税也有一些问题，现在所说的碳税都是单一碳税，即排放每吨碳税要征收多少钱。单一碳税的模型结果主要存在以下五个问题。第一，单一碳税在碳减排初期有很大的推动，但长期再想降碳就非常困难。初期主要打击煤炭等行业比较容易，后期希望大家都把汽油车换成电动车，很多人就非常不愿意。模型计算表明，单一的碳税50美元一吨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的50%，但是从降50%到碳中和需要非常高的单一碳税，要降低碳排放80%，碳税需要超过100美元一吨。第二个问题是在初期阶段，对煤炭、煤电行业打击太大。这个原因比较容易理解，因为煤电在电力行业占比较高，且煤电已经存在很多可替代的手段。第三个问题是碳税的模型计算对宏观经济影响不大，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但都在GDP的1%之内。第四是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大家都害怕碳税对穷人打击比较大，对穷人收的税比富人高，因为一般比较穷的地方会烧煤取暖、用煤发电等。不过碳税对收入分配是恶化还是改善，结果并不一定，取决于碳税收入该如何用。把碳税收入再分配给穷人，可能碳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就是正面的。第五个问题是现有模型一般认为，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可能大大高于现行的碳税，有些理论计算甚至认为，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达到250美元每吨。
既然单一碳税存在这么多问题，那为什么要一定要搞单一碳税？鞠建东的观点是可以考虑不同的碳税。第一，税可以是异质的，行业不同，税率可以不同；同一行业，碳排放密度越高，税率应该越高。第二，税可以是动态的，随着时间变化而有所调整。第三，税不仅应该惩罚污染，也应该与鼓励绿色并重，负的碳税就是碳补贴，可以用碳补贴的方法来鼓励绿色产业。第四，税收应该兼顾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通过税的不同，来实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绿山变金山，金山化绿山，循环迭代，奔向碳中和”。
对于非单一碳税的具体设置，鞠建东认为可以考虑累进碳税。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绿色，不同行业取碳密度的中间值，均值以下是绿色的，均值以上是非绿的、需要惩罚的。比如，假设电力行业均值是600克/每度电，那么小于均值我们就定义为绿色；假设交通行业均值是100克/每公里，小于100克我们定义为绿色；假设居民消费的均值是10吨每人每年，小于均值10吨就定义为绿色。以电力行业为例，横轴是碳排放强度（多少克/度电），纵轴是人民币（元），曲线表示对不同碳排放密度企业征收的碳税（补贴）大小，且这个曲线斜率会变，即碳税征收随着碳排放密度越高，税率越大。从2021年到2060年，这条碳税（补贴）曲线将不断左移，也就是碳排放均值从2021年的600克/度电到2060年碳中和的0克/度电。企业碳排放密度在均值600克/度电以下是补贴，600克/度电以上征碳税。现在电力行业，煤电碳排放密度一定是高于均值的，天然气发电可能比煤电略低，光伏和清洁能源等形式碳排放密度更低，这都取决于行业碳排放均值的大小。通过惩罚高碳排放的煤电，补贴清洁能源等低碳排放发电，这种均值以下补贴和均值以上惩罚的方式，使企业可以自己选择组合，减少火力发电，增加太阳能发电、水力发电，只要做到均值以下就可以获得补贴。
再以关乎收入分配的居民消费碳税（补贴）为例。假设现在居民消费的碳排放均值是10吨/人年，多于10吨/人年的缴税，低于10吨/人年的补贴。居民消费中的碳排放来自于开车出行、盖房子、富人开私人飞机等。从居民消费来看，很明显富人碳排放高，穷人碳排放少。那对富人收的碳税多，穷人收的碳税少，个人也可以通过种树等形式降低个人碳排放，到2060年碳排放均值是0，从居民消费上也达到了碳中和。
通过这样改进的碳税方式，对每个行业取均值，第一个好处是容易获得企业的支持，一半企业会支持，因为他们在均值以下，另外一半的企业可能会反对，因为他们在均值以上。另一个好处是通过分不同行业设置均值具有灵活性，均值大小设置也具灵活性，容易获得各方支持，政策也更容易通过。不像现在的一些做法，若对整个行业都采取严格的转型行政措施，可能使得整个煤电、整个电力行业都是反对的。此外，像中国这样行政执行力强的国家，通过碳税方式比碳市场的方式更为有效。
基于以上分析，鞠建东提出了一个碳中和实现的具体经济路径，这个路径就是通过累进碳税，来推动各行业碳排放均值的不断下降和循环迭代，从而实现2060的碳中和。
来源：清华五道口官网
